《电影策划》导演亲自送票100张,这些“抗癌”电影该被看到


1905电影网讯“考试结果比我预想的还糟糕。”

 

《小伟》的导演黄梓在微博上这样总结本身的大银幕处女作的票房成绩:上映6天,刚过60万,排片仅剩0.2%。从这一维度看,《小伟》的确“考砸”了。

 


然而,与票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影片不降反升的口碑,上映后好评不竭,豆瓣评分也上涨到7.8分。

 

有评论写道:“没有明星,他却拍出了最真实的中国家庭抗癌日常。”“看到排片量那么少,比看电影里略微有些沉重的故事都难过。”



巧合的是,在近一个月里,已有多部“抗癌”题材的电影公映:从元旦档“票冠”《送你一朵小红花》到展现抗癌家庭日常的《小伟》,再到以癌症引发“换脑”奇不雅的《缉魂》。此前还有曾经拿下31亿票房的《我不是药神》以及代表中国内地比赛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滚蛋吧!肿瘤君》。

 

这些“抗癌”题材电影有何共性,又如安在艺术和商业间找到平衡?

 

个体、家庭、社会

“抗癌”电影的一唱三叹

 

2019年1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最新一期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平均每天有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

 

无论是了解、讨论还是亲身经历,这种与“死神”比来的疾病都无可回避地影响着越来越多个体和家庭的命运,也自然成为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沃土。


 

早在2015年的《滚蛋吧!肿瘤君》中,导演韩延就透过主人公熊顿的“抗癌日记”,探讨着个体面对疾病与死亡的态度,也借乐不雅豁达的熊顿之口,输出了无数“正能量”语录:

 

“人不克不及因为早晚有一天会死就不想活了。死,只是一个结果,怎么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影片结尾,熊顿最后的独白,令无数人动容:“要记住爱和被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要永远坚持。”



作为韩延“生命三部曲”的第二部,《送你一朵小红花》也围绕“前患癌”少年的成长展开。


在最好的年纪遇上最糟糕的事,韦一航在“病友”的帮忙下,告别颓丧背叛,重拾生活勇气,与本身和家人和解的过程,更深刻地诠释了“成长”的意涵。


 

《再见吧!少年》对主题的呈现更加简单直接。少年王新阳在与白血病的抗争中,仍保持乐不雅,坚持音乐创作的故事,无时无刻不再紧扣着那句贯穿影片的泰戈尔诗句“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疾病赋予了老生常谈的“成长励志”主题以别样的底色:在生死线挣扎的病人尚且在抓紧每分每秒怒放生命,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呢?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不雅念之下,癌症早已不仅是个体的病痛,也是一个家庭的背负。

 

当家人确诊癌症,是否告诉病人实情,成为许多中国抗癌家庭面对的第一道难题。《别告诉她》正围绕这一话题展开。

 

对于这个两难抉择,影片到最后也无法给出最优解:也许乐不雅的心态和家人的陪伴是比“本相”更有益的特效药。



在《小伟》中,导演黄梓更直接用“慕伶”(妻子)、“一鸣”(儿子)、“伟明”(患癌的丈夫)三个篇章,探讨癌症对一家三口生活状态与情感联结的改变。

 

任劳任怨却不被理解的妻子,青春背叛不懂表达的儿子与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丈夫,一场大病的到来为原本疏离的家庭关系强制按下“黏合键”,或被迫或主动,亲人间开始了对话与和解。


 

《小伟》一家“彼此关爱却难以靠近”亲密又疏离的复杂情愫,也是无数中国式家庭的写照。


就像导演黄梓的解读:“它讲一个癌症家庭如何练习失去,讲的是我的故事,也是很多人的故事。”

 

  

《送你一朵小红花》里呈现的,是中国式“抗癌家庭”的另一种真实。

 

因为昂扬的治疗费用,妈妈为了五块泊车费斤斤计较,爸爸不顾胃病兼职司机,奶奶不吝卖房为孙子治病,所有人都隐忍,牺牲着本身,整个家庭都围绕着“病人”旋转,这样的亲情深厚却也沉重。

 

导演韩延曾这样总结:抗癌家庭所有的情绪都会放大20%-30%,乐不雅就像打了鸡血,哀痛也会藏得更深,所以一旦爆发也会更加猛烈。

 

  

《小红花》中,除了两个家庭的微不雅视角,通过对“病友们”的群像描摹,韩延也在尝试从更大的维度去探讨“癌症”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不是药神》显然走得更远。通过对抗癌群像的现实刻画,我们既看到了草根小人物质朴却坚韧的人性闪光。抗癌药背后的种种社会议题更引起了广泛的探讨和思考。


 

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忌谈“死亡”,但在影像叙事中,在“生死攸关”的戏剧冲突和极致境遇下,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喜与悲都得以被放大和细看,从而迸发出喷薄的情感力量,这正是这一题材的魅力。


再加之以上提到的几部影片几乎都有真实人物和事件做“背书”,在现实题材风靡的当下,更具有强烈的人性关怀和现实关照。


冰与火

“抗癌”电影票房的两重境遇

 

自元旦档上映以来,《送你一朵小红花》票房已悄然突破13亿,入围影史华语片票房前40名;两年前的《我不是药神》更是拿下了31亿票房,跻身年度票房前三甲。


 

然而,另一边,同样聚焦抗癌家庭故事的《小伟》票房仅有区区62万;荣梓杉主演的《再见吧!少年》纵使挤入国庆档也仅有386万入账。

 

面对票房冷遇,《小伟》导演黄梓选择在微博送出100张电影票,自掏腰包只为“让大家迈向影院的路更近一些。” 



聚焦家庭与情感关系,以温暖、治愈或励志为主题的“抗癌”题材电影天生并不具有很强的商业类型片属性。《我不是药神》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成功都有必然的“不成复制性”。

 

《我不是药神》以抗癌群体为暗语,指向的是法理、利益与生命等具有“普世性”的议题,影片中的故事大多取材自真实事件,更让其充满了现实关照,也成功引发了跨圈层的广泛共振。

 

同时,影片杂糅了很多类型片元素,如喜剧、犯罪等,在商业与艺术,戏剧与现实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在徐峥、宁浩等明星效应、过硬的口碑品质以及社会议题发酵的多重加持下,《我不是药神》才得以成为年度爆款。

 


《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成功路径也有相似之处。正如韩延本身对创作思路的总结:“先让不雅众共情,再让他们思考。”

 

《小红花》正是凭借饱满的生活细节和细腻真实的情感引发了不雅众的强烈共鸣,再加之易烊千玺的“流量”效应和较高的影片完成度,借着元旦档的东风,成功实现了突围。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在分析《小红花》票房成功的原因时,称其为“大众化的文艺片”,并将此类“文艺片”的破圈要素归结为以下几点:题材极致、艺术表达准确、视听语言现代、与不雅众有情感共鸣点、有限而必要的商业元素的配置以及对市场规律的有节制的“妥协”。


 

诚然,《小伟》《再见吧!少年》等影片在阵容、成本、体量和宣发投入上与《我不是药神》《送你一朵小红花》等并不在同一量级,仅以票房论英雄不免有失公允。

 

从口碑来看,以上提到的“抗癌”题材影片评分均超过7分。虽然风格不同、故事有别,但可喜的是,这些影片都没有落入以“绝症”或“生离死别”煽情的烂俗套落,而是能扎根现实,以真实动人,以真情感人。

 

从这一角度,它们便都值得一朵属于本身的“小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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